熊井启用他的电影，这还不够，还用他的散文发现人，发现人的价值、人性的光辉的侧面、人性的美；同时也发现自己，发现自我的价值。
1997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熊井启的电影》（森川和代、俞虹译）一书，可能还不为更多的人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佳作。这是一本谈论日本现代电影的书，但它却不是一般的电影理论著作，而是一本以作者个人的电影活动为主线，纪实性很强、抒情性也很强的写人、写电影人、写人的价值的文学散文集。更重要的是，它所涉及的题材，大多是二战后日本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所引发出来的问题，不但是我国读者，甚至是世界读者一向所关注的对象，因此更值得一读。
熊井启是一位日本著名的电影导演，我国观众比较熟悉的日本电影《望乡》，就是由他执导的。根据他在一篇文章中的记述，他出生于1930年，第二年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上小学时，发生了“七七事变”。1941年上小学五年级时，又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中学三年级时，日本战败了。他就是这样与十五年的战争一起生活了过来。自然，军国主义影响了他年轻纯朴的心灵。因而他曾对日本的战败大惑不解。然而，熊井启是一位正直而又善于思考的人，战后日本社会的种种演变，使他很快地清醒了过来，决心要对他的被扭曲的青春时代加以清算，还自己一个真正的青春。因此，1964年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就是《帝银事件·死刑囚》。它告诉人们，放毒谋财的人不是画家平泽贞通，日本战犯、日本细菌谋略部队和美国占领军才是真正的嫌疑犯。
从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文章看，关于帝银事件就有六篇文章，除《同案犯的白色影子——对进驻军第八军公众卫生科的质疑》写于拍摄电影的同年外，其他各篇都写于80年代，直至1987年。因此，这些文章既是对电影的补充，也是为了对这个问题追根究底，以期唤起人们的良知，对本国的历史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收在本集中第七章的九篇文章，都是对战前战后所发生的事件在电影拍摄后以散文形式所作的进一步的论证和说明。
熊井启为什么在这些敏感的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上反反复复锲而不舍地做文章呢？本集中写于1965年9月的《关于战争的责任问题》说得很清楚。
“有人问我，为什么从《帝银事件·死刑囚》到《日本列岛》一直反反复复描写战争期间和战后的事件，因为这是我的青春时代，因为这是日本历史中第一次战败和被别国占领而发生了巨大戏剧性变化的时代。”
“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在这场战争中死了很多人，日本的许多城市和村庄也完全被炸毁了。十五年的战争并不是圣战，而是对整个亚洲的侵略……”
“……战后本来是日本反省自己长期侵略亚洲的最好时期，然而，不管战后，或是今天，这种机会都被作为异端丢到一边埋葬掉了。难道那场战争像梦幻一样就这样过去了吗！”
不！绝不能这样！这是熊井启以他的实际行动所作的回答。于是，他以历史家的远见卓识、学者的执着细密、诗人的火热激情、战士的坚定勇敢，毅然决然，拍成了上述的一系列使一个混沌的时代净化、使自己的青春焕发光彩的“青春电影”。这还不够。与他的电影平行，他又以散文家的简洁、犀利的笔触，写成了上述一系列青春散文。更为可贵的是，他通过收在本书中全部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散文作品，以画家的敏锐独特的眼光，为读者绘制了一道他所经历的时代的杰出人物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青春的画廊。
熊井启用他的电影，这还不够，还用他的散文发现人，发现人的价值、人性的光辉的侧面、人性的美；同时也发现自己，发现自我的价值。当他觉悟到他的青春是在混沌的天空下度过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拨开云雾，还青春一个蓝天。他的一系列青春电影和这一系列抒情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这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为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作者所景仰的宇野重吉去世前不久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那时候，我觉得深明大义的硬骨头导演只有熊井启一人。……我仍然希望你能像那时一样有骨气地生活下去。”这又给了熊井启以很大的鼓舞，立志像宇野那样“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他全身心地投人工作，几乎忘掉了可爱的妻子和孩子。好几次因工作劳累成疾住进医院生命垂危的时候，他脑子里所想的还是电影和电影人：“我一秒一秒地和死神搏斗。……我和死神搏斗的武器就是锯木场水面上闪耀着太阳的反光、浅草寺的‘鬼灯市’的风铃的声音、北方雪国家家户户的灯光、初夜听到的雪橇的铃声、飞来飞去的数千只海鸥、闯进白雪皑皑的草原中的火车头等音响和影像。……达尔顿·特朗博导演……他的心灵高尚、温和而清高……对不合理现象的强烈的愤怒……想着想着，我竟忍不住流出了眼泪。……”这种坚韧不拔的崇高的精神的力量竟使他一次次地战胜了病魔，康复了过来。看，这就是在日本电影界因其独特的声音而独树一帜的“硬骨头导演”熊井启其人！
